Allison Carnegie，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Richard Clark，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Ayse Kaya，斯沃斯莫尔学院政治学教授。

  民粹主义者对国际组织的反对有目共睹，但民粹主义者参与国际组织事务的程度与方式却疑云重重。本文从理论角度区分了公开参与和私人介入两种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形式。本文假设，更隐蔽地参与国际组织事务更受民粹主义者青睐，因为其能从同国际组织的互动中获利，同时避免与可见参与有关的国内成本。本文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档案文件的新数据来进行理论检验，据此力证民粹主义者私下参与这一选择偏好。此研究推动了民粹主义的国际层面学术研究进程，并涉及了国际组织合法性和问责制的相关研究。

  民粹主义者以其反精英与亲主权立场对国际组织及其事务有所排斥和敌意。众多研究表明，民粹主义者经由对国际组织撤资、退出、隐瞒信息、公开批评、拒绝提名关键候选人等方式意在冲击乃至脱离多边合作。然而民粹主义者也认识到，国际组织在公共产品提供、经济援助以及消弭国际争端等方面有广泛的利益可取之处。基于这一矛盾，作者觉得民粹主义者通过与国际组织较少公开的互动的方式，可以在对国际组织施加影响的同时获得国际组织内部的诸多好处，还可规避因公开参与或退出国际组织产生的潜在声誉和物质成本。同样，国际组织也愿意接受民粹主义者的私人参与，以维系其更广泛的成员资格，并在接洽和合作中维护自身的活力与影响力。然而，对民粹主义者私人参与国际组织事务的研究仍未被充分研究。基于此，作者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依托，编制了一套新颖的数据集以研究IMF这一组织的幕后参与情况。本文收集档案数据以记录各国与IMF的幕后互动，利用成员国的IMF执行董事的书面声明。此类声明可由执行董事会会前提交，并在会议期间宣读和讨论，称为“Grays”，代表了私人参与IMF会议的程度，并提供了参与方对相关经济议题的意见。本研究推进了民粹主义与全球治理的研究，并通过理论化领导人类型对国际关系中的保密进行了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实证贡献。

  反精英、亲主权是民粹主义者的一贯态度，而国际组织造成了民粹主义者担忧。第一，国际组织的员工多为学者、官僚与科学家等精英团体或个人，而民粹主义者的支持者往往居住于经济条件落后的社区。第二，民粹主义者更倾向于依靠经验而非正规教育的知识的权威。基于此，国际组织精英被右翼与左翼民粹主义共同指责为出于自身利益操纵制度的对象。以本土主义为特征的右翼民粹主义者经常声称，国际组织以牺牲本国利益为代价对其他几个国家有利，因此不支持右翼主义者认为不利于本国的国际协议。右翼选民通常接受这种言论，因为他们倾向于支持本国人，并希望主导国际行动。同时，以热衷再分配闻名的左翼民粹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国际组织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国内公众，符合重视公平的左翼选民的心理需求。

  在左右翼的传统分野下，本文将民粹主义者概念化为介于真正持反精英立场者和仅仅为国内受众“表演”的民粹主义者之间的连续体。真正的民粹主义者往往是拒绝信任精英的政治局外人，在与国际组织的互动中会产生一定的意识形态成本。然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此类民粹主义领导人通常会有参与国际组织事务的抵消性激励。一方面，国际组织的退出成本在法律、政治以及领导人声誉上成本过高；另一方面，国际组织可为领导人带来一定的利益。因此，尽管这些民粹主义者在与国际组织合作时可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私人参与可在实现收益的同时规避国内成本。

  在后一类中，领导人采取民粹主义立场来吸引国内受众。此类政治家通常将民粹主义作为他们执政策略的一部分，但他们的反国际组织立场并不真诚。对他们来说，公开参与的成本是选民对领导人言行不一的反对。然而，正如前文所提及，国际组织可帮助政治家解决国家间的争端，获得经济援助和技术建议，获得政治掩护并为他们提供关键信息。因此，这些领导者通常有强烈的私人动机与国际组织合作，并通过模糊性来限制国内成本。

  实际上，大多数民粹主义者都处于这一范围的中间，他们不同程度地承担了参与带来的国内选民和意识形态成本。而国际组织为提高用户粘性与保持组织活力也不愿民粹主义者完全脱离本组织。因此，本文假设，与非民粹主义领导人相比，民粹主义领导人更经常私下参与国际组织事务，而较少公开参与。

  为进行理论检验，本研究选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多元化的分析。本文收集一套独特的数据集，用于衡量政府与该机构之间的公开和非公开互动。IMF组织与成员国进行多种形式的公开沟通，包括IMF组织的项目，但也包括监督和其他日常互动(例如，技术援助任务)。IMF组织的工作人员经常会见成员国官员和国家元首，并在社会化媒体和其他渠道上发布这些会议的照片和评论。在与IMF组织官员的这些互动中，国家代表可以传达技术信息和意见，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IMF组织制定可以影响有关国家的政策和计划。然而，尽管学者们以前几乎只关注对外接触，但各国也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在更私人的环境中与IMF互动。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各国经常参加IMF组织执行董事会的定期会议，讨论各种经济议题。由于执董会制定IMF组织的政策议程，并负责批准包括贷款协议和机构改革在内的影响深远的立法，各国可以从在这些会议上发表意见中受益。这些会议的参与主要是在幕后进行的，不在公众视线内。因此，各国可以从参与IMF组织的隐蔽和公开形式中做出合理的选择，这使其成为检验本文理论的有用情景。

  本文利用成员国在IMF组织内部参与的一个关键方面，开发了一种衡量私人参与的新方法——IMF组织执行董事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在执行董事会议之前提交书面声明，然后在会议期间阅读和讨论书面声明。本文选取1987年至2017年期间各国在IMF组织执董会会议前提交的5.5万份文件，其中包含各国的书面声明。这些文件包含了各国在许多突出经济问题(包括金融危机以及政府和多边应对措施)上的偏好的丰富信息，被称为“Grays”，工作人员经由此类声明来了解各国对很多问题的意见，包括条件、贷款、配额和其他政策问题。通过提前阐明各国对IMF主题的看法，Grays报告使执行董事能够在记录立场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分配给董事会的时间。执行董事可以在他们愿意的时候提交Grays报告。由于该类报告保存在IMF组织的档案中，只有在三到五年后才会解密，因此它们代表了私人参与IMF组织的一种衡量标准。

  由于Grays代表了一种私人参与形式，本文理论预计，民粹主义者比非民粹主义者提交的Grays更多。非民粹主义者同国际组织公开接触的成本更低，而民粹主义者经常对外表现出对国际组织的敌意，因此在与国际组织事务的参与中，其更多地依赖私人沟通。事实上，本文对IMF组织工作人员的采访强调，即使领导人像民粹主义者经常做的那样公开脱离IMF组织，在私下场合，他们的电子邮件也会试图“掩盖分歧”，“尽量不与工作人员或管理层为敌”。

  作者使用新的私人参与衡量标准来检验预期，即民粹主义者比非民粹主义者更依赖这种形式的互动。本文因变量是一个州或选区领导人在给定年份所承担的私人参与水平。由于因变量过度分散，作者在0上加1，并取其自然对数，以促进分布归一化。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民粹主义政府的领导人中，“Grays”的平均数量为24.4个，而非民粹主义政府的平均数量仅为9.9个。这一显著差异表明民粹主义政府统治的国家的代表比非民粹主义政府的代表更倾向于参与IMF组织的幕后工作。

  在控制变量上，作者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国际政治地位、经济因素（包括人均GDP、偿债总额与国民总收入比率、失业率等因素），以确保主回归的综合性与完整性。

  其中，DVit为i国在t年提交的Grays数量，Populismit是i国在t年根据选民GDP份额加权的民粹主义者掌权指数，α (i)和 δ(t)代表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μit代表未观察到的误差项。然后，作者添加理论激励的控制变量，并在国家层面采取聚类稳健标准误。

  研究通过数据衡量民粹主义者与非民粹主义者领导人对Grays文本看法的差异，来验证民粹主义者在私下里附和其领导人对国际组织公开批评的情况。图1所示的词云显示，民粹主义者和非民粹主义者讨论的一系列经济话题如债务、市场、金融和财政政策问题，以及与IMF组织工作人员与董事会有关的问题在语气上并无显著的区别。这一发现表明，民粹主义和非民粹主义领导人在幕后以类似的积极方式与IMF组织打交道。

  在词云的基础上，研究对其进行了情绪变量分析，根据结果得出，民粹主义的情绪与非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情绪相似。而在这一现象背后，除民粹主义者本身的立场外，文献与档案本身的起草和编辑叙事倾向与民粹主义领导者所确立的国家发展目标通常相一致。

  初步研究证明，民粹主义者在私人论坛上与IMF组织的接触比非民粹主义者更多，但作者预计，在更公开的场合，情况恰恰相反。因此，研究转而考察了参与高度公开的IMF组织项目的情况。

  本文认为，虽然民粹主义者经常公开回避国际组织，但他们在公众视线之外仍尝试与这些组织合作，从而在国际合作中获得利益以及避免国内声誉与利益受损。本文使用从档案文件构建的新数据，详细描述了IMF组织内部私人的幕后参与，为理论假设提供了支持的证据。

  在检验关于IMF组织的理论时，本出了重要的实证贡献，引入了衡量各国私人参与IMF组织的新数据。此类数据在用于探索未来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如各种经济问题的显著性如何随着政治和经济冲击而变化，IMF组织是否以及何时预测到成员国的危机，以及各国在经济问题上的一致程度与分歧程度。

  本次研究结果也具有理论和政策相关的意义。研究表明，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参与全球治理可通过与幕后持怀疑态度的政府合作来实现。政策制定者可以在国际组织内部设置更多的幕后沟通手段，以此类方式提供秘密参与渠道，从而限制民粹主义者脱离国际组织实践，以提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的机构生存前景。

  尽管如此，民粹主义者脱离公众可能会损害国际组织的合法性、透明度和权威性。此外，国际组织内部加强保密会引发对问责制的潜在担忧，因为公众无法观察或约束其国家的参与。随着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和公共卫生等全球挑战在民粹主义挑战不断的背景下成为治理议程的首要议题，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幕后参与国际组织的方式是全球问题的广泛化与现代政治的复杂化交织的产物，对于理解当下的全球治理如何及何时运作很重要，但现有文献对相关的研究较少。本文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基础编织了一个新颖的数据集分析民粹主义者的幕后参与情况，为现有研究进行了有力补充。民粹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排外主义对国际组织运转的有效性与全球治理现有体制的合法性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对多边主义产生了不良影响。而本文则在这看似割裂的双方中找到了一条中和的路径——幕后参与，从而为理解民粹主义领导人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对适应国际政治变化、维护多边主义和推动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提出了政策参考和价值遵循。

  译者：李欣，国政学人编译员，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专业，研究兴趣为国际组织、欧盟政治、建构主义国际关系